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 - 下载本文

今且与故君同为国之公民,而区区效忠一姓之狭义,皆当随潮流以俱去,抑世界大势之所趋耶。”不意袁氏当国,致兵连祸结。从“二次革命”,到护国、护法运动,岑春煊均亲与其事,疲于奔命。1920年,“整装回沪,不复更谈政治”。(88)又如程德全,本是督抚中反正独立第一人,但在“二次革命”之后,遂退出政坛,闭门诵佛,受戒于常州天宁寺,法号寂照。1916年,程德全反思道:“国体改革以还,日相寻于哄争猜忌之域。吾时于两方谆切劝解,亦均不见听。岂天之诲祸!抑吾之诚不足以感人也。驯至今日,纲纪凌夷,道德灭绝,人民困于水深火热,几不可一朝居。呜呼!既无以对故君,复无以对国人,罪深孽重,夫复何言?”(89)表明其对民国的失望和无奈心情。无独有偶,张鸣岐后来也寓居天津,吃斋念佛,惜乎晚年附逆日寇,堕落为汉奸。再如朱家宝,民初出而用事,官至直隶民政长,兼都督,改巡按使,加将军衔,领军务。“修饬庶政,治绩为行省冠。”张勋复辟,特授民政部尚书,“未行而变作,遂投劾不再出矣”。(90)其二是出仕而不忘忠清。如张勋,行伍出身,本属袁世凯部下,“逊位诏下,世凯遣使劳问,勋答曰:袁公之知不可负,君臣之义不能忘。袁公不负朝廷,勋安敢负袁公?”“公依世凯,殊怏怏,顾念弃兵柄,安所藉手,规匡复,伸其志,遂隐忍就职。其后,凡总统所假陆军上将、定武上将军、江北镇抚使、长江巡阅使、江苏都督、安徽督军,受而不避,本此志也。”1917年,张勋拥清帝复辟,旋兵败,赴津隐居。去世后,清逊帝予谥忠武。(91)又如张镇芳,河南项城人,进士出身,袁世凯表弟。共和初建,受袁氏之命,出任河南都督,“逾年乞休去官,还居津门”。参与张勋复辟,事败,仍隐居津沽。“公自束发受书,其于在三之义闻之熟矣,惟以袁公故,感知己之私与为推移,然而耿耿之衷未尝忍而即安,故莅事期年,毅然求罢,此其隐曲明明予天下以共见,论者疑公之所处本末乖牾,如致身袁氏为是,即匡复旧君为非,此岂足知公之心者哉!”(92)在时人看来,张镇芳仍不失为清朝的忠臣。

仕隐之间者的情形确实很复杂。就上述分析,可见赵尔巽、周树模、张勋、张镇芳情况也大不相同,似各有隐衷,但均不乏“遗老”情结。他们去世之后的“行状”、“墓志铭”均署清朝官职或谥号,大概也可以说是对其“遗老”身份的认可。另外加上朱家宝、陈昭常(93),上文统计忠于清王朝的督抚时,在仕隐之间者约取一半,大致够数。其实,仕隐之间者既已出仕,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民国的认同,但究竟是否就意味着对清朝的背叛,则恐怕不能一概而论。赵尔巽出任清史馆馆长,“志”在纂修清史,自不失其故国情怀。张勋接受袁世凯的任命,意在保存实力,以拥清逊帝复辟,走了一条“曲线救国”之路。周树模虽然认同民国,但仍不忘其“清室旧臣”身份,其反对袁世凯称帝,就因为顾念“旧君”情分。他说:“前清变民国,予等皆清室旧臣,民国无君,以人民为君,予等无二姓之嫌,皆可厕身作官。今袁氏称帝,予等事之,弃旧君而事叛臣,何以自解?”(94)这个解释,大概可以为既仕民国而又不忘忠清者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。

需要说明的一点是,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。有一份名单值得注意,1917年张勋复辟时,其重要官职中旧督抚列名者如下:内阁议政大臣张勋、王士珍、袁大化、张镇芳,大学士升允,协办大学士张人骏,顾问大臣岑春煊、赵尔巽、陈夔龙、胡建枢,各部尚书、侍郎:度支部尚书张镇芳、参谋部尚书王士珍、民政部尚书朱家宝、农工商部尚书李盛铎、农工商部左侍郎钱能训,各省督抚: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、江苏巡抚齐耀琳、山东巡抚张怀芝、甘肃巡抚张广建,盐务署督办张镇芳(兼),督办税务大臣孙宝琦。(95)这里涉及旧督抚17人,包括上述所谓逊清遗老5人:袁大化、升允、张人骏、陈夔龙、胡建枢;民国政要5人:钱能训、齐耀琳、张怀芝、张广建、孙宝琦;仕隐之间者7人:张勋、王士珍、张镇芳、岑春煊、赵尔巽、朱家宝、李盛铎。虽然列名可能有主动与被动之分,因张勋复辟历时短暂,各人对清廷是否真心效忠已无法验证,但这

个名单是经过逊清皇帝宣统以谕旨形式颁布任命的,至少可以说是清廷自以为是的期许吧。据近人对“清遗民”的最新统计,涉及辛亥之际旧督抚14人,其中有上述所谓逊清遗老7人:升允、朱益溶、余诚格、沈瑜庆、袁大化、张人骏、陈夔龙,民国政要2人:孙宝琦、钱能训,仕隐之间者5人:朱家宝、周树模、张勋、陈昭常、赵尔巽。(96)可见,进入民国之后,前清督抚的身份确实不好认定,简单地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,其实可能都不太合适。

以上力图证明辛亥鼎革之际,各省督抚效忠清王朝者还是占多数,而不是一般印象中的少数。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,既然如此,为什么清王朝在武昌起义之后会迅速土崩瓦解?这是以下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

四、“内外皆轻”的权力格局与清王朝覆灭及民初政治走向

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格局问题,自罗尔纲先生发表《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》(97)以后,学界大都信奉“内轻外重”说。其实,地方势力从咸同时期崛起,到庚子事变已经到达顶峰,东南互保是最显著的事例。如果仅就庚子事变以前40年立论,罗先生“内轻外重”说大致可以适应。至于庚子以后的清末新政时期,地方督抚的权力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已经有了新的变化,而嬗变成另外一种新格局。这个时期,清廷实施新政及预备立宪,有意调整收束地方权力,即所谓中央集权。至辛亥鼎革之际,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“内重外轻”之格局,实际上是一种“内外皆轻”的权力格局。一方面,中央收束地方权力,使地方督抚实际权力大为缩小;另—方面,清廷中央对地方缺乏实际控制力,其所谓中央集权只是有名无实。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,中央无法控制地方,地方无力效忠中央。(98)

“内外皆轻”权力格局的形成,其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,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。

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,清末新政有一个明显的趋向,就是中央集权。当新政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预备立宪阶段,清廷便明确标榜“大权统于朝廷”。宣统年间,摄政王载沣更是极力集权于皇族亲贵,将中央集权推至极致。然而,与清廷主观意旨相悖的是,并未能由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。在清廷内部,皇族亲贵之间矛盾重重,不仅是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不和,其他诸如奕勖、载泽、载涛、载洵、毓朗、溥伦、善耆、溥伟等皇族亲贵们为了争权夺利,也不断地明争暗斗,以至于形成所谓“政出多门”的局面。(99)恽毓鼎认为:“勖耄而贪,泽愚而愎,洵、涛童

喜事,伦、朗庸鄙无能,载搏乳臭小儿,不足齿数。

广张羽翼,遍列要津,借中央集权之名,为网利营私之计,纪纲混浊,贿赂公行。有识痛心,咸知大祸之在眉睫矣??即无革命军,亦必有绝之者矣。”(100)事实上,当革命起来时,清廷根本无力应对。武昌起义后,清廷无法驾驭北洋军,不得不起用旧臣袁世凯。其时,清廷的实际主政者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都不是强有力的核心人物,反而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。袁世凯被起用后,很快出任内阁总理大臣,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,攫取了清朝行政大权。庸弱的隆裕太后也不得不把清廷命运完全交付袁世凯,在召见袁世凯内阁时,她说:“顷见庆王等,他们都说没有主意,要问你们,我全交与你们办。你们办得好,我自然感激,即使办不好,我亦不怨你们。皇上现在年纪小,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,都是我的主意。”(101)在宗社党炸死良弼后,隆裕太后闻讯颇感绝望,禁不住当朝掩面而泣曰:“梁士诒啊!赵秉钧啊!胡惟德啊!我母子二人性命,都在你三人手中,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,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。”(102)这样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,显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。其实,早在武昌起义之后约一

个月,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观察:“清朝在各省的权力几乎已失去作用。”(103)清廷通过新政所企求的中央集权,并没有真正地强化中央政权,同时还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。如《清史稿》所论:“洎乎末造,亲贵用事,权削四旁,厚集中央,疆事遂致不支焉。”(104)

在清廷中央集权的过程中,地方督抚权力相应地大为削弱。如时论所谓:“自中央集权之说中于中央政界之心理,而督抚之权日削,而外省之力日瘠,迄于今几无一款之可筹、一事之能办,疆臣愤不能平,则相率托词乞退。呜呼,其流毒之巨有如是也。”(105)清廷把各省新军的指挥权、调遣权统归军谘府、陆军部,削去地方督抚的兵权,是最为致命的。武昌起义之后不久,御史陈善同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各省督抚,膺千余里土地之重寄,为数千万人民之所托命,万不可无调遣兵队之权,以资震慑。苟既命以如此重大之任,而复靳兵权而不予,是不啻缚其手足而使临民上,欲求无事不可得也。疑其人而罢其督抚之任可也,任之而复疑之,缚其手足不可也。今各省会城之变,大抵皆坐此弊,则兵权集于中央之说误之也??今则各省陆军皆一律归部直接管辖矣,各该督抚均不能直接调遣矣,若不速为变计,乱未已也。”(106)恽毓鼎认为:“兵权一失,倒持刀柄以授人,虽有善者,亦无如之何已。中央集权,其祸如此!泽为首恶,洵、涛、朗次之,何面目以对九庙之灵乎?”(107)陈夔龙以自己切身经历说明疆臣失去兵权祸害极大,有谓:“余于宣统己酉腊月,履直督任,所辖北洋第二、第四两镇,兵力甚强,足以建威销萌。新党不便,怂恿京师权贵收归部中直辖,监国贸然允之。疆臣职司疆土,直隶尤屏蔽京师,一旦骤失兵柄,其何能淑。疏凡再上,以去就力争,卒未能收效果。”(108)像陈夔龙一样,地方督抚面对革命,除少数顺应世变潮流以外,尽管可能有多数督抚想效忠清王朝,但大都有心无力而已。这样,清王朝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。